【烤肠聊古典05】英国留声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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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我是图林根的烤肠。

在上期讲述德意志留声机 DG 的视频中，我们已经提到，作为 DG 母公司的英国留声机公司，其实正是后来那个缔造了无数传奇的唱片巨头 EMI 的前身。这家公司不仅见证了唱片工业从蜡筒（Wax）到虫胶唱片（Shellac）、再到数字时代的百年技术革新，更让那只歪着脑袋聆听留声机的小狗，成为了全世界最家喻户晓的音乐符号。或许你也曾好奇，为什么这只小狗会同时出现在好几家不同公司的唱片和留声机上？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把时间拨回到一百多年前，走进英国留声机 HMV 的峥嵘岁月，看看它是如何在激烈的技术与商业博弈中崛起，并最终孕育出一个横跨全球的音乐帝国。

留声机的起源

英国留声机的故事，要从大名鼎鼎的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说起。

19 世纪 80 年代，爱迪生发明了一台能捕捉声音的机器，并给它取名为 Phonograph，寓意为“会说话的机器”。不久之后，电话之父贝尔（Chichester Alexander Bell）与泰恩特（Charles Sumner Tainter）在伏特实验室改进了爱迪生的发明，采用了更为耐用的蜡制材料替换了易破损的金属锡箔，推出了 Graphophone 留声机。但真正开启一个全新时代的，则是德裔美国发明家埃米尔·柏林纳（Emile Berliner）。他巧妙规避了前两种留声机的物理缺陷，发明了使用扁平圆形唱片来记录和播放音乐的留声机 Gramophone。

其实在梳理这段历史时，大多数的中文资料都将上述三种截然不同的发明全部错误翻译成了“留声机”。准确来说，爱迪生的留声机 Phonograph，可以称之为“锡箔圆筒式留声机”。泰恩特发明的 Graphophone，则可以翻译为“蜡筒式留声机”。最后柏林纳的发明 Gramophone，就可以简单称之为“圆盘式留声机”。

事实上，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差异，最终决定了这三种发明在商业战场上截然不同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烤肠我会尽量使用它们各自专有的英文翻译。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叙述的严谨与精确，更是为了帮助我们理清那个年代里各大唱片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内容铺垫到此为止，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今天真正的主角柏林纳身上。

英国留声机

在发明了圆盘式留声机后，柏林纳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先是拉着几位投资人，雄心勃勃地成立了“美洲圆盘式留声机公司（American Gramophone Company）”。遗憾的是，由于产品还不够成熟，这家公司甚至没来得及卖出一件商品，就不得不关门大吉。但柏林纳并没有气馁，转身就在华盛顿特区重新组建了“美国圆盘式留声机公司（United States Gramophone Company）”，并正式以“柏林纳圆盘式留声机（Berliner Gramophone）”这一名称做为商标，开始生产和销售 7 英寸的圆盘唱片。

到了 1896 年，一个初级的唱片产业链已经形成。当时柏林纳的实验室负责录音与制作母盘。而杜拉诺伊德公司（Duranoid Company）则负责压制生产唱片。留声机播放设备的制造则交给了约翰逊（Eldridge R. Johnson）的机械车间。而最终把生产的唱片和留声机一并卖给消费者的，则是由西曼（Frank Seaman）领导的“国家圆盘式留声机公司（National Gramophone Company）”。

正当这个这个完美的四角合作分工的模式开始运行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1897 年的 9 月，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柏林纳的实验室，数百个珍贵的录音母盘和设备瞬间化为灰烬。这场灾难使柏林纳意受到了重大损失。也让他意识到，为了分散风险，应该同时开拓海外市场。于是到了第二年的 1898 年，在几位英国商人的资助下，柏林纳远渡重洋，在伦敦梅登巷（Maiden Lane）的一处后院里，正式成立了“伦敦柏林纳圆盘式留声机公司（Berliner Gramophone Company of London）”。起初的英国公司由于没有生产基地，留声机和唱片的生产完全依靠美国公司的长途运输来解决。面对高昂的时间和运输成本，柏林纳急需在欧洲建立一个独立的工厂。

几乎在同一时期，柏林纳的得力助手桑德斯（Joseph Sanders）和盖斯伯格（Fred Gaisberg）受邀前往德国汉诺威，创立了我们在上期视频中提到的“德意志留声机公司”。这些在德国生产、贴有“录音天使（Recording Angel）”商标的唱片，随后被运回到英国，并最终由英国留声机公司销售到各地。

早期的英国唱片市场，内容多以通俗娱乐为主。目录中常见的曲目包括摩尔和伯吉斯黑脸剧团（Moore and Burgess Minstrels）、梅斯与亨特（Mayes and Hunter）的五弦琴二重奏，以及各类爱尔兰与苏格兰风笛曲目等。古典音乐则偶有尝试，例如中提琴家奥尔德女士（F. M. Brooke-Alder）的独奏以及童声歌手约翰·巴弗瑞（Master John Buffery）的演唱等。

随着本土录音资源的日益丰富，留声机公司逐渐出品了器乐独奏等一系列风格迥异的作品，并稳步建立起了覆盖全欧洲的销售网络。至此，柏林纳庞大的唱片产业才算是真正拉开了序幕。

他主人的声音

1899 年，柏林纳在伦敦的办公室内偶然邂逅了弗朗西斯·巴罗（Francis Barraud）的一幅画作，在这幅名为《他主人的声音 His Master’s Voice》作品中，描绘了一只名叫“尼珀（Nipper）”的小狗，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从留声机喇叭中传出的那段属于它已故主人的声音。有趣的是，画中最初描绘的其实是爱迪生发明的锡箔圆筒式留声机。巴罗本人曾尝试将其卖给爱迪生公司，但是却因为“狗不会听留声机”这一个搞笑的理由而遭到了拒绝。直到后来，作者在听取了英国留声机公司的建议后，将画中的机器修改为了柏林纳发明的圆盘式留声机，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形象。

正是这一神来之笔的改动，柏林纳以敏锐的商业直觉，瞬间洞察到了这幅画作背后巨大的品牌价值。于是他当即委托画家创作了一张复制品，并信心满满地计划将其带回美国，打算注册为自己公司的核心商标。

然而正当柏林纳满怀信心地携带这幅画作返回美国时，命运却给了他一记沉重的背刺。柏林纳惊讶地发现，自己长期信赖的独家销售代理西曼，竟然利用合同漏洞，私自仿制并销售了一款名为“桑诺风（Zonophone）”的侵权留声机。面对这种背信弃义，愤怒的柏林纳立即切断了对西曼的供货，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殊不知柏林纳此举正中下怀，由于西曼迅速倒戈，联合了柏林纳当时的竞争对头“哥伦比亚蜡筒式留声机公司（Columbia Graphophone Company）”，他们一起以违反独家销售协议为由，对柏林纳发起了猛烈的诉讼。

到了 1900 年 6 月，美国法院终审裁定柏林纳败诉，并禁止他在美国继续以“圆盘式留声机 Gramophone”的名义开展任何业务。这项判决瞬间将柏林纳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判决生效后的半个月，柏林纳梦寐以求的“小狗商标”也正式获批。但此刻的他，却因那道禁令，无法在自己的发明上使用这一商标。

全球战略与品牌重塑

面对美国市场的惨败，柏林纳并没有一蹶不振。在绝境之中，他将翻盘的希望寄托在了老友约翰逊身上。尽管柏林纳此时深陷法律泥潭，但基于多年来负责为柏林纳制造留声机的合作情谊，约翰逊始终是柏林纳最为坚定的盟友。1901 年，两人联手创立了“胜利留声机公司（The 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此时的柏林纳几乎是孤注一掷，将自己在圆盘式留声机上的全部核心专利，以及那个在美国无法使用的 HMV 商标，统统转让给了这家新公司。

随后柏林纳以胜利公司的名义对西曼发起了猛烈的专利诉讼。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攻防战中，凭借约翰逊的机械工艺与柏林纳专利的护城河，法院最终判定西曼侵权败诉，并下令严禁其在美国继续生产侵权的“桑诺风”留声机。败诉之后，西曼在美国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他最终不得不黯然将公司出售给了哥伦比亚蜡筒式留声机公司。要知道，当初正是这家公司与他联手起诉柏林纳，如今却反而成了他的收购者。

在扫清了法律障碍后，柏林纳与约翰逊做出了一项彻底改变世界唱片工业格局的重大决策。面对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前景，基于双方的交叉持股与专利共享的协议，他们将全球市场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切割。其中约翰逊领导的“胜利留声机公司”，全权负责美洲、远东以及日本市场的运营。而柏林纳早先在伦敦成立的英国留声机公司，则专注于深耕欧洲、英属殖民地及世界其余版图。正是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划分，才让那只聆听留声机的小狗“尼珀”，得以同时作为两家独立公司的核心商标，出现在了全球各地的唱片与机器之上。无论是在纽约的第五大道，还是在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人们都能看到这只小狗的身影。它也因此超越了单一品牌的范畴，并最终成为了世界文化史上最具辨识度的商业符号之一。

虽然柏林纳在北美重振了旗鼓，但受限于早前法院的禁令，他始终无法在美国使用“Gramophone”这一名称。随着岁月流逝，在美国人的日常用语中，“留声机”一词逐渐被爱迪生的“Phonograph”所取代，而柏林纳发明的圆盘式留声机“Gramophone”则一点点淡出了公众的记忆。然而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Gramophone”始终被视为高品质音乐的象征，并在整个二十世纪持续传承了下来。当今全球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格莱美奖（Grammy Awards），其英文名称“Grammy”一词正是来自于 Gramophone 的昵称。而那座金色的留声机奖杯，则表明了后人对柏林纳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致以了最崇高的永恒敬意。

大洋彼岸的艰难岁月

聊完了北美的故事，现在不妨让我们把时钟稍微回拨，看一看柏林纳在美国败诉后，大洋彼岸英国的那段艰难的岁月。

柏林纳在美国败诉后，英国留声机公司也连带遭到西曼的断供打击。因此公司不得不引入了当时热门的打字机业务，进而实现自救并分摊风险。1900 年，公司正式更名为“圆盘式留声机与打字机有限责任公司（The Gramophone and Typewriter Ltd.）”。这次改名刻意删除了“柏林纳”的名字，这样做既是为了与美国方面的法律纠纷进行彻底切割，同时也是为了确立英国公司独立运营的商业形象。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切割并未终结纷争，商业战场上的硝烟依旧弥漫。在美国败诉的西曼发现柏林纳的专利尚未在欧洲完全生效，于是他继续将那个的山寨品牌“桑诺风”偷偷引入到了英国及欧洲大陆。凭借着低廉的售价和说得过去的音质，桑诺风一度占领了不少市场份额。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柏林纳的核心专利在欧洲各国陆续获批，缺乏技术根基与资金后盾的西曼迅速陷入了绝境。1903 年，无路可走的西曼最终被迫将桑诺风这一品牌出售给了英国留声机公司。也许是柏林纳的个人原因，这个曾经让他之入骨的盗版品牌，最终成为了留声机公司旗下价格最为低廉的平民唱片系列。这段充满黑色幽默的商业复仇记，至此才算是真正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这一时期的唱片出版上，为了迅速打开大众市场，留声机公司将重心主要放在了通俗的流行乐和滑稽音乐上。像苏萨军乐团（Sousa’s Band）的铜管演奏，以及丹·奎因（Dan W. Quinn）广为传唱的喜剧歌曲，在当时都十分畅销。尽管古典音乐唱片所占的销售比例微乎其微，但是公司却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尝试。早在 1896 年，意大利男高音费鲁乔·贾尼尼（Ferruccio Giannini）便受邀录制了威尔第歌剧《弄臣》中著名咏叹调（唱片编号 Berliner 967）。这些看似零星的早期唱片，不仅是对录音技术的试验，也让公司在古典音乐制作方面逐步积累起了宝贵的经验。

黄金年代

在历经了初创期的动荡与波折后，留声机公司终于得以将目光重新聚焦于音乐艺术本身。1902 年，传奇录音师盖斯伯格（Fred Gaisberg）远赴米兰，为当时的意大利歌剧天王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录制了数首著名的咏叹调。这批唱片凭借惊人的音质与卡鲁索那穿透灵魂的嗓音，一经问世便在市场上引发了史诗级的轰动，唱片的销量也突破了所有人的预期。这不仅是一个商业奇迹，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唱片第一次从一种廉价的娱乐性消费品，正式蜕变为了严肃艺术的载体。大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妙声音，是可以被永久珍藏的。在这场录音革命的带动下，阿德丽娜·帕蒂（Adelina Patti）、内莉·梅尔巴（Nellie Melba）等世界级歌剧明星也相继打破成见，投入到了录音事业中。至此，唱片艺术的第一个黄金年代正式拉开了帷幕。

随着这些艺术成就迅速转化为真金白银的销量，留声机公司也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期。作为副业的打字机业务，在公司整体营收中显得越来越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声机公司于 1907 年，正式剔除了“打字机”字样，重新更名为“圆盘式留声机有限责任公司（The Gramophone Company Ltd.）”，并再一次把发展重心换回到了唱片业务与音乐本身。

与此同时，公司还在伦敦市中心设立了全新的行政总部，并且在郊外的海斯（Hayes）地区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工厂。自 1909 年起，英国留声机正式放弃使用早期的“录音天使”商标，转而全面启用那只聆听留声机的小狗作为品牌标识，并在未来的时间里，成功将 HMV 打造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

随着卡鲁索唱片效应的持续发酵，HMV 的录音计划很快便扩展到了协奏曲、交响曲等更为宏大的音乐形式上。在那个时期，留声机公司几乎汇集了世上所有顶尖的艺术家们。例如小提琴大师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留下了贝多芬与勃拉姆斯的经典协奏曲。指挥巨匠阿瑟·尼基施（Arthur Nikisch）率领柏林爱乐乐团录制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部完整的交响曲录音。而波兰钢琴巨匠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录制的《A大调华尔兹 HMV D45529》等作品，同样成为了经典传世之作。甚至连小提琴泰斗萨拉萨蒂（Pablo de Sarasate），也亲自录制了他本人创作的那首令人眼花缭乱的炫技之作《流浪者之歌 Zigeunerweisen， HMV E329》。可以说，HMV 在这一时期录制的诸多大师们的经典录音，使它毫无悬念地确立了自己在全球古典唱片市场的统治地位。

截止到 1914 年，唱片已经深刻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当时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留声机，在家聆听音乐逐渐成为了主流。也正是借着这股普及浪潮，音乐才第一次真正走出剧院，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在那个唱片走进千家万户的年代，HMV 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依托海斯工厂强大的产能，它在这场变革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当时全英国售出的约 1300 万张唱片中，就有四分之一来自于留声机公司。

战争的考验

可是正当 HMV 的业绩如日中天之时，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骤然打断了这段繁荣的进程。战争的阴云让社会氛围急转直下，作为轻奢消费品的唱片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断崖式下跌。面对市场萎缩与物流阻断的双重打击，HMV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维持生存，公司被迫大幅裁员并削减开支，甚至不得不转型承接军需订单来维持公司的运转。

尽管战时的物资极度匮乏，参与录音的乐队规模也被迫缩减，但音乐却成为了人们在这至暗时刻里唯一的精神慰藉。在这一时期，录音的目录中留下了苏格兰国宝级艺人哈里·劳德爵士（Sir Harry Lauder）的声音。他录制的《坚持到底 Keep right on to the end of the road HMV D 1085、Zono GO 64》、《去蒂珀雷里的路还很长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等艺术歌曲，成为了前线士兵最温暖的陪伴。而英国国民级作曲大师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也在此刻为 HMV 录制了那首著名的《威仪堂堂进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es）》。其中那段后来被填词为《希望与光荣的土地（Land of Hope and Glory）》的旋律，更是凝聚了英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后来成为英国的第二国歌。

事实上，残酷的战争不仅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无情地撕裂了留声机公司苦心经营的商业版图。随着英德两国正式宣战，德国政府强制没收了 HMV 持有的德意志留声机公司的全部股份，这家子公司就此彻底脱离英国母公司的掌控。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一战期间，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实际上是在利用 HMV 遗留的唱片母盘和商标，在德国境内“非法”发行唱片。直到战后，眼见收回德国分公司已无任何可能，英国留声机公司才于 1925 年以新公司 Electrola GmbH 之名重返德国市场，与曾经的“亲生骨肉”展开了面对面的竞争。

当一战结束后，民众被压抑已久的消费欲望迅速实现了反弹，HMV 也短暂迎来了一个绚烂的春天。几乎在同一时期，圆筒式留声机正式停产，这意味着柏林纳发明的圆盘唱片已经彻底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市场标准。与此同时，随着海斯工厂全面转回民用，公司历史上（1919年）首次实现了从录音制作到播放设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整合。这一强大的产能迅速反映在了业绩上。仅仅在当年，公司便售出了约 6 万台留声机，唱片销量更是稳步攀升至接近 500 万张。

然而，这种繁荣并未持续太久。（1920 年）爆发的严重经济迅速波及到了整个消费市场，作为非必需品的留声机和唱片首当其冲，HMV 的利润也随之出现了大幅下滑。在危急关头，大洋彼岸的盟友胜利留声机公司通过巨额注资获得了 HMV 约 50% 的股份。这笔资金不仅帮助 HMV 挺过了寒冬，也为其后续的商业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本。

次年，也就是 1921 年，留声机公司在伦敦繁华的牛津街开设了第一家以 HMV 命名的直营旗舰店。这家门店不仅销售全系列的唱片与留声机，还首创了“个人试听间”的服务模式，让顾客在购买前可以先试听唱片，再做出购买决定。这样的创新大幅提升了购物体验，很快便被全球各地的唱片零售店采纳，进而成为了行业的标准配置。

电气时代

时间到了 20 年代中期，基于麦克风和电子放大技术的“电气录音”（Electrical Recording）工艺悄然出现。这项革命性的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声学录音的物理瓶颈，不仅能在录音时捕捉到前所未有的宽广频响和动态细节，还能在播放时更逼真地再现管弦乐队的宏大音响效果。

为了抢占这一技术先机，HMV 迅速策划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录音。例如在 1926 年，公司正是借助电气录音技术，完整记录了传奇女高音梅尔巴在考文特花园的告别演出，让后世得以亲耳感受这位歌剧女王当年的真实风采。

梅尔巴这张告别演出的录音发行后，公众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传统机械录音与电气录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音质差异。仅在英国，古典专辑在不到五年内销量就突破了十万张。新技术的成功也让公司迅速加码录音计划。由钢琴大师阿尔弗雷德·科尔托（Alfred Cortot）、小提琴家雅克·蒂博（Jacques Thibaud）与大提琴家巴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组成的黄金三重奏，为公司录制了大批传世的室内乐经典。与此同时，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等世界顶级乐团也陆续加入到了 HMV 的阵营，录制了众多核心交响乐曲目，无数经典的名盘也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

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艺术与市场高峰，HMV 十分清楚，仅靠物理声学时代的经验已经难以满足未来录音的需求。为了在即将全面到来的电气时代继续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HMV 于 1929 年收购了英国无线电巨头马可尼公司的关键部门（Marconiphone），并由此正式向电气化工程的前沿领域全面转型。

在收购完成后，HMV 的规模和影响力也迅速膨胀了起来。到了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期，海斯工厂的年产量更是高达惊人的 2500 万张，留声机公司在唱片市场的统治力几乎无人能及。随着公司年利润不断刷新纪录，此时的 HMV 已经成长为足以与英国广播公司 BBC 比肩的国家级文化机构。

为了承载更为宏大的艺术规划，1931 年 11 月，公司在伦敦启用了后来闻名世界的艾比路录音室（Abbey Road Studios）。这个由前面提到的那位英国国宝级作曲家埃尔加爵士亲自揭幕的地方，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诞生了无数足以改写音乐史册的经典唱片，也逐渐成为了全世界无数乐迷心中的朝圣之地。

后记

在辉煌的巅峰之后，往往紧随而至的就是深渊。1929 年，“黑色星期二”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席卷而来，世界经济瞬间崩盘，民众的消费能力也随之跌到了谷底。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无线电广播的兴起，这种完全免费的家庭娱乐方式对唱片销量再次构成了致命性打击，许多唱片公司在这场寒冬中相继破产倒闭。

这场空前的危机加速了全球娱乐产业的洗牌与整合。在大洋彼岸，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趁势收购了胜利留声机公司，重组为全新的 “RCA Victor”。而在英国，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HMV 也不得不与多年的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圆盘式）留声机公司（Columbia Graphophone Company）正式握手言和。这家由两大老对手合并而成的新企业，正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电气音乐工业有限公司 EMI（Electr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 Ltd.）”。

正是这场世纪性的合并，缔造了一个真正横跨全球的音乐产业帝国。在此后的数十年里，EMI 凭借雄厚的录音遗产与超凡的艺术远见，几乎统治了整个二十世纪的音乐版图。它不仅留下了像是克伦佩勒、朱里尼、巴伦博伊姆、鲁宾斯坦等古典大师的不朽名盘，也记录了切特·贝克（Chet Baker）那温柔却孤独的爵士回声，更是见证了“猫王”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以及皇后乐队（Queen）等无数摇滚传奇的诞生。

与此同时，EMI 的身影也深深烙印在华语乐坛的历史当中。从旧上海时期的周璇、姚莉，到香港乐坛的邓丽君、Beyond、张国荣，再到后来的王菲、陈奕迅，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华语最强音，背后都有 EMI 的身影。

那么这家坐拥无数巨星的辉煌公司，究竟又为何会被华语乐迷们亲切地称为“百代唱片”？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音乐帝国，又是为何从巅峰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关于这些问题，不妨容烤肠我先卖个关子。在下期视频中，我们将一起走进 EMI 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我是图林根的烤肠，让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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